文革期间我曾在长汀县铁长公社张地小学任教，小学设在张地大队部内。大队部是一座两层土木结构的屋子，楼上是大队办公室，楼下的右边是小学教室，左边是购销店，销售一些烟酒杂货。正面是大门，两边各有一个小门，平时进出都走小门。
1968年的早春异常寒冷，连日的阴雨天刚停，屋檐上挂着冰凌，呼呼的寒风从早上一直吹到中午也没停下。放学后，学生们都已回家了，我急忙到门边的灶旁，生火烧水做中饭。我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烤着火，一边哈气搓手。这时，只见对面购销店那边的小门，进来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的有50多岁，穿一件厚厚的大棉衣，这种大棉衣只有东北一带才有，脚下穿一双厚棉鞋，一手拄着一根棍子，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大约5岁左右，穿一件连帽厚棉衣，棉帽下两只大大的眼睛，很乖巧的样子，脸面很白净。两人进门时，显得极为疲惫。
老人径直走到购销店柜台前，打量着货架上的货物。那时是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，购销店里除了大麻袋装的食盐、大坛装的酱油和一些锄头、镰刀、扁担等农具外，能够买的食品只有一大筐黑黄色的咸盐萝卜干，一大筐都是盐巴的海带和一框细细的咸带鱼。还有长汀本地产的硬水果糖和2角钱一筒的“龙光饼”，白酒则只有3角钱一斤的散装地瓜烧酒。老人仔细挑选了一筒“龙光饼”，拆开后递给身后的小孩，小孩可能饿极了，大口地吃着。老人自己则买了半斤地瓜烧，店员将酒盛在兰花粗瓷碗里递给他。没有下酒的菜，老人一口一口慢慢地咪着。购销店柜台前没有凳子，两人就这么站着，小孩一边吃一边不停地跺着脚。
我好奇地看着这两人，老人说的是普通话，我想他们肯定是外地人了。小孩艰难地吃着饼，慢慢地吞咽。这时锅里的水开了，我忽然觉得应该送些热开水给他们，于是我装了一大搪瓷口杯开水送过去，从店里的柜台下拿出两个大瓷碗，倒了两碗递给他们。老人接过开水，不停的说着“谢谢，谢谢！”一边吹着气，慢慢的喂小孩喝。我又急忙转过身跑进教室，端来学生上课坐的长板凳，请他们坐下慢慢喝。老人感动得再次连连不断地道谢着。我继续回到灶旁，煮我的中饭。
一会儿，老人过来归还板凳，再次向我道谢，说完就牵着小孩出门匆匆上路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嘀咕着：寒冬腊月的天气，他们往大山深处走去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要到哪里去呢？
几天后，天气晴好，我正领着学生们在门外空坪里做课间操。这时只见从山里方向走来几个人，前面一老一少，正是前几天在购销店见到的那两人。后面三个青壮年，一脸严肃，像是押着前面两人。老人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马上又转过头去继续往前走了。
大队的党支书告诉我，那个老人叫胡久保，是铁长公社最边远的洋坊村人，早年入党参加红军，离开家乡闹革命去了。现在是辽宁某地的“牛鬼蛇神”和“走资派”。为了躲避批斗，偷逃回到老家，被造反派押回去了。我听了后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老人做了什么坏事我不知道，但那小孩为什么也跟着遭罪呢？
时光荏苒，转眼到了八十年代。离休老红军胡久保，早已回到故乡长汀安度晚年。当年那个小男孩已长成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叫胡晓钢。真巧，与我成了同事。有一年春节，他约我到他家吃饭。席间，我把文革中的这件往事说给晓钢听，晓钢听了很惊讶，他当时年纪小，早已记不得其中细节了，就赶紧到房间问父亲，只听见胡老连声说：“对，对，有这回事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胡老蹒跚着从房间出来，我赶紧站起来搀扶他。胡老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仔细地看着我喃喃说道：“是你！是的，是你！”
晓钢告诉我，当年造反派轮番批斗他父亲，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。一天，胡久保接受完批斗后，心身都极度的疲惫，心想再也不能蒙受这不白之冤了，眼前只有一条路，逃！逃，往哪里逃呢？他想到了故乡，想到了故乡的亲人，他觉得故乡的亲人一定能保护他的。
于是，他立刻到幼儿园，把晓钢接出来。为了不连累家人，他不敢告诉家里，什么东西也没带。到火车站买票，就上了车。从辽宁鞍山出发，不知道换了几趟火车，又坐汽车。三四天后到长汀时已是下午，怕被人发现，不敢在县城留宿，出了车站就往铁长方向走。走到铁长岭时天完全黑了，他们就倦屈在铁长岭的凉亭里，什么东西也没吃，老人用大棉衣紧紧地裹着儿子，在冰天雪地的寒风中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中午，他们才走到张地，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历史早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，老红军胡久保已走完了他的戎马一生。我也步入了老年，写下这些文字，有如释重负之感。
（图李碧春 戴清文）
作者简介
作 者：张鸿祥，浙江海宁市人，1948年出生于福建长汀。厦门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。曾任长汀县文化局长、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、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理事、福建省客家研究院特约研究员、闽西客联会理事、汀州客家联谊会副会长等职。多次参加国际、国内客家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学术论文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，单独或与他人合著出版著作和主编论文集、丛书等十多部。现任长汀县老促会老区精神研究会 特约研究员。
责任编辑：admin
